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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囻”字漫说

工夫:2013-06-15 10:26
  “囻”之一字,从前不看法,乃至历来未见过。《新华字典》和《古代汉语辞书》里没有,收词4万多个的《康熙字典》里也找不到。我第一次见到此字,是在冯尔康老师2000年宣布的题为《20世纪中国社会各界的家属观》的长文中。冯老师看过少量的族谱材料,他通知人们,传统人家的堂屋里,神龛牌位常誊写“天地君亲师”五字,但进入民国当前,一些家庭却改作为“天地国亲师”:“君”改成了“国”,表现不要天子,而信奉民国。他特殊夸大说:“另有将‘君’字改作‘囻’字的,不知何义,能够是说以民立国吧”。冯老师从看法社会化的角度思索题目,把这个“不知何义”的“囻”字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。不外事先,我暗自推测,这个“囻”字大约是某个家属的主人或家谱族谱的编写者忽发奇想、心血来潮而偶尔发明的佳构,可巧被冯老师见到也说不定的。
  
  但一年之后,我否认了这一猜想。由于从民国初年的报刊中,我也异样看到了“囻”字的地下运用,而且意思相称明白,运用非常盲目。我所见到的,是中国社会党的专刊《社会天下》。它创刊于1912年4月15日,也即中华民国方才降生几个月之后。在该刊的创刊号里,“囻”字到处可见,确然便是“國”字之意。刊物的编辑分明是起意要把“國”字都改成“囻”字的,如“中華民國”写作“中華民囻”,“年龄戰國”写作“年龄戰囻”。其他带有“囻”字的词组,另有“囻家”、“囻界”、“英囻”、“本囻”、“愛囻”、“囻艰”,等等。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生疏而安慰的“囻”字,实不克不及不惹起关于事先国民气目中“民国”的意义和份量的有限遐思。至于这“囻”字,已经激起过几多国人关于重生国度的向往和希冀,现在也只能是去诉诸汗青的想像了。
  
  民初“囻”字的此种运用,约莫是针对“國”字的俗写“囯”字而来。它起首与中文结构的那种会心特性有着间接的干系。“國”字本是会心字。《说文解字》解“國”曰:“邦也,从口从或”;解“或”字也说其为“邦”之义,从口从戈,以守邦土。但是会心字一旦发生,在流畅和汗青演化的进程中,局部字形标记由于呈现新的意义或新的写法,又有能够使人在识读时发生新的“会心”,乃至另有人会因之作出人为的窜改。“國”字的古体之一“圀”字的降生,便是典范的例子。据《正字通》纪录,唐武则天掌国时,“有言國中或许惑也,请以武镇之”,发起将“國”中的“或”字改为“武”字的,但不久又有人进言:“武在口中,与困何异”,以为将“武”困在“口”内并不吉祥,于是,武则天终极照旧选择了把“或”改成“八方”,形成了一个新字——“圀”,以标明其正当掌有四海的敬服位置。以是,《玉篇》就说“圀”字乃“唐武后所作”。不外,此字昭示天下之后,却未能流畅开来,只是徒增了一个武曌故事罢了。
  
  “國”字的“正字”位置虽未曾坚定,其“俗写”之字却所在多有。此中,“囯”字又是种种俗写中影响较大的一个。《正字通》就解“囯”为“俗國字”。“囯”字的发生,能够与“國”的草书有关。其在宋代当前已较为盛行,笔画较少和写作方便应是缘由之一。现在的简化字“国”的由来,恐与此亦不有关联。固然,这此中也还存在着别的的要素。北宋当前,独裁王权不时开展,至明清时到达高峰。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,普天之下难道王土,“朕即国度”,国天然也便是“王国”、“君国”和“帝国”了(传统的“帝国”一词非empire)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囯”字,却是很好地反应了中国传统国度的性子,因此在独裁王朝期间,它也就显而易见地取得了某种政治上的正当性。这也同时便是为什么在封建帝制被颠覆,天子、君王的存在不再正当的时分,“囻”字又被有想象力的人们发明性运用的缘由:“民”与“王”绝对,成为国度的主人,国由“君”、“王”、“皇”的私产,酿成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公产,也即“國”由“囯”酿成“囻”。这种会心的转换,真实是很天然的。
  
  必需指出的是,“囻”字虽在民国初年一度被人较多运用,却并非事先中国人所新创。该字至多在辽代曩昔,就曾经发生,并且自身便是“國”的俗写字。只不外此字临时未见流畅,少有人识而已。辽人释行均在《龙龛手鉴》里,列有“國”字的五个俗写,此中就包罗有囻、圀、囯三字。但“囻”字终究缘何而来,其造字之初有何意图,现在已是难过而知。从字形上大胆“会心”一下,大概可有两种了解,一是指邦国拥有“广土众民”之义;二是《书经》所谓“民为国脉,本固邦宁”之旨,即孟子所说“民为贵、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。但无论是哪一种了解,归根结底都仍逃不出“为君王谋”的本质。这种儒家的民本头脑,与近代民客观念有着基本差别是众所周知的。固然,它们之间也存在某种雷同之处。国学派代表人物刘师培编《中百姓约精义》,陈天华等大赞孟子“民贵君轻”看法,在清末时关于国人采取和传达东方民主头脑发生积极影响,便是证明。从这一点来看,假如上述对“囻”的传统外延了解建立,那么该字也未尝不行说曾成为儒家的“小传统”与近代政治良性互动的一个故意义的汗青标记。
  
  在清末,先辈的知识分子真正在近代意义上注重“民”的位置,更紧张的还在于东方民客观念的传入,及其与清廷不时丧权辱国的严酷理想激烈安慰之间的一种互举措用。甲午战胜后,主战派张之洞、易实甫等帝王奸臣,激于义愤已勇于直批龙鳞,收回“皇上、皇太后有畏倭之心”、以致“割地弃民”如许的“大不敬”之语,维新派人士严复、谭嗣划一,更是由此对封建君主独裁制度一度停止剧烈的鞭挞,指出其终将必定消逝的汗青性,乃至痛诋道:“秦以来之为君,正所谓暴徒窃国者耳。国谁窃,转相窃于民罢了。既已窃之矣,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,于是其法与令猥毛而起。质而论之,其什八九皆以是坏民之才,散民之力,漓民之德者也”。他们认识到并夸大,在封建君主独裁制度下,作为君王奴婢的中百姓众与作为“国度之主”的泰西大众两相搏战,要想获得终极成功是基本不行能的。所谓“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,而中国则奴为主斗耳,夫驱奴虏以斗朱紫,固何所往而不败?”在严复看来,正是这种“以自在为体、以民主为用”的制度的良好性,使得东方“上下之势不相悬,君不甚尊,民不甚贱,而联若一体者,是无法之胜也”。
  
  不外,戊戌维新派及其日后的立宪派,虽都看重“民”的位置,却并不主张立刻在中国废弃君王,他们基于对所谓民智、民力、民德“水平缺乏”的认知,渴望中国实验“君民同体”、“君民共主”的政治制度。主张废弃帝王之“民国”观点和抱负的提出,乃是反动党人的发明和创造。实践上,“民国”一词,最后便是向往美国共和制度的孙中山等人,对“REPUBLIC”的中文对译。1894年兴中会大纲中译为“合众当局”。1903年,孙中山曾经提出、厥后又成为同盟会大纲的“驱除鞑虏,规复中华,创建民国,均匀地权”16字政纲中,其“民国”一词也是“REPUBLIC”的对应观点。20世纪初年,另有人间接将其译成“共和国”的(如邹容)。1905年公布的《同盟会宣言》里,“树立民国”一条下清晰地写道:“今者由布衣反动以开国民当局,凡为百姓皆对等以有参政权。大总统由百姓共举。议会以百姓公举之议员组成之,订定中华民国宪法,大家共守。敢有帝制自为者,天下共击之!”可见,所谓“民国”,指的正是铲除天子世袭制、接纳总统推举制的“共和国”,而基于此的“中华民国”理念,也早在1905年就已明白提出了,并非是到了辛亥反动迸发后,才暂时被决议为新兴国号的。
  
  “民国”观点的提出和政体确实立,实成为民初“囻”字得以在社会上被人热衷运用的间接动因。“民国”观点里的“民”,固然不再是所谓“臣民”,而是指称古代意义的“百姓”和“百姓”了。在反动党人看来,由“百姓”构成的国度,才称得上是真正的“民国”。正如1905年,陈天华在《百姓必读》中谨慎指出的:“何谓百姓?------国以民为重,故称百姓。百姓的讲法,是言民为国的主人,非是言民为国的仆从。以是百姓关于国度,必完全享有国度的权益,也须要担当国度的任务”。不外,至多在1906年曩昔的反动党人中,这“百姓”里能否包罗“天子”在内,也还并没有告竣完全分歧的意见。前引陈天华的《百姓必读》里就以为:“国度既是百姓大众的,那天子、官长也不外百姓中一团体”,似仍未将“天子”扫除在“百姓”之外。在这一题目上,反动党人与立宪党人真正划清界线,照旧稍晚的事变。这还不包罗“百姓”范畴所必定触及的“民族”题目在内。假如谈及“百姓”与“民族”两者的干系,那么反动党人的有关看法,恐怕还要到民国树立后才得以终极成熟。孙中山在《暂时大总统就职宣言》声称:“国度之本,在于人民,合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诸地为一国,如合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诸族为一人,是曰民族之一致”。可以说至此,“百姓”的外延刚才变得更为完好。
  
  值得留意的是,明天的人们谈“民族”一词时,很容易避开“三民主义”的思绪和约束,分开事先的语境。实在,注重“民”及其“百姓”构成的配合体,也是“民族”观点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取得正当性的途径之一。换言之,在古代汉语重生的“民族”一词中,除了种族的意义之外,对等的百姓、百姓配合体的古代性外延,现在也并非完全没有涵括和反应。如1911年11月12日,伍廷芳在《致各盟国请供认中华共和国电》中就说:“今者吾民族振臂一呼,群而争自在,于是纷纭尘扰,奄奄将亡之王族朝代中,实有一种自在而守旧之民族崭然发明,此即吾天下四千万人之民主肉体也”。这里,将“民族”与“王族”天然绝对,好像将“民国”与“王国”、“君国”对举,真实是奇妙而意味深长的。
  
  民国初年,在盲目运用“囻”字的人士看来,帝王虽已成为汗青的遗迹,但社会上以为国“虽然不行无民,更不行一日无君”者,仍大有人在。如深受西学教诲的辜鸿铭,就夸大事先社会大乱,“次要的缘由是没有君主。比方说执法吧,你要说‘执法’(说的时分小声),没有人惧怕;你要讲‘王法’(高声,一拍桌子),各人都惧怕了,少了谁人‘王’字就不可”。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社会泥土,由此可见一斑。而“民国”的看法和制度,也正因而而显得更为贵重。明天的史书在谈到民国初年的汗青时,经常爱说“中华民国实沦为了一块名存实亡的招牌”之类话。实则,即使是地道沉溺堕落为“一块招牌”,它所起到的紧张汗青作用,也不容无视。关于这一“招牌”的作用和功用,迄今为止,史学界尚远未赐与充足的认知和提醒。
  
  大概是民国当前,特殊是文革时期,太多的劫难和罪过都是在“人民”和“群众”的名义下停止的缘故,现在的人们关于“民国”、“民权”等近代重生的政治观点的汗青代价,难免太甚看轻。固然,在缺乏民主传统和古代经济根底的国家里,“人民”、“民权”等观点的盛行及其“霸权”所向,确有能够招致走向其抱负的背面。这是汗青留给我们的深入经验。但这些观点所带来的良性汗青变革,所招致的提高寻求和理论,一言以蔽之,所到场形成的庞大汗青历程,又岂能一笔加以抹杀。这,大概便是古人如我者,在见到民初国人运用“囻”字之时,浮想联翩,情愿“正面思之”的缘由之一。
  
  “囻”之一字,民初时虽有人一度无意识地加以运用,且在古人看来甚为昭彰眼目,但终极却也并没逃走“未能流畅开来”的运气。这能够次要是言语笔墨本身的题目。既有“民国”,何需“囻”字?两相堆叠,实属自扰。何况这里另有一个“國”字早已为人们长处期习气性运用?实践上,在笔者所见到的《社会天下》创刊号上,内封上题写“中华民囻”,而外封上却仍然保存了“中华民國”的字样,其文中更是“囻”字和“國”字交相并用,似乎是“國”字改不堪改,最初竟连编辑本身也只好气馁作罢、堕入不得不听任“國”字自存的困境。在如许的状况下,又怎能盼望事先“囻”字可以传达开来呢?
  
  言语笔墨自有其本身演化的纪律,它一旦发生,便不克不及完全以人们随意的客观意志为转移。哪怕其缘起是很要得的动机、很珍贵的头脑,偶然也不可。(泉源:中国汉字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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